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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暖心的光

    長沙理工大學周骞老師癌症後的六年工作記

    發布時間:2019-09-05 作者:李倫娥 來源:中國教育新聞網

    開學了,但剛剛50歲的長沙理工大學交通學院教師周骞,卻再也不能站上他心心念念的講台,再也看不到他時時牽挂的學生。8月26日,與鼻咽癌奮力抗爭了6年的他,走了。

    得知這不幸的消息,無數師生悲不能抑,參加追悼會現場的兩百多人泣不成聲。“他真正把崇高的師德踐行到了生命的盡頭!”他的同事、所在學院的黨委書記胡慶國含淚評價。

    確診後做的第一件事——“我的課怎麽辦?”

    時間倒回到六年前,2013年10月,正上著2010級交通運輸2個班的《交通運輸組織學A》和2013級交通運輸3個班的《交通運輸工程導論》的周骞,視力模糊聽力下降,有時鼻子還出血,到醫院檢查:鼻咽癌。

    “我的课怎么办?”周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负责排课的周爱莲老师打电话。那时,教研室才13个人,大家教学任务都极重,“我不上就要麻烦别人”。他对周爱莲说,于是要求医生“化疗放疗同时来”,以便“快点出院去上课” 。

    兩個多月後,掉了3顆牙齒的周骞出院,絲毫不顧醫生“全休半年”的建議,重回講台。“勸都勸不住!”時任教研室主任柳伍生說,系裏想讓周骞少上點課,他堅決不幹,還把2014年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課都上了。2014年,周骞老師上了136節本科生課程,32節研究生課程,並同時指導了3個班的課程設計和8個學生的畢業設計。

    重返講台後,周骞的學生發現,和老師說話時,老師總是會俯下身子把頭側過來傾聽,而且上課還用上了“小蜜蜂”擴音,“我們後來才知道是化療導致他一個耳朵失聰了。”物流1202班羅玉麗同學回憶。

    2017年5月,周骞病情複發。當時正值學院專業複評和認證,他隱瞞病情不請假,和大家一起准備評審材料,甚至晚上還來加班,“有次下雨他身上都打濕了”,院長錢國平說,“如果知道周老師病情又複發了,我們無論如何不會讓他晚上還來加班啊。”

    兩個多月後,認證告一段落,周老師才到醫院放化療。暑假時是在廣州治療,計劃半年。但因爲放心不下學生和課堂,兩個月後他硬是轉到長沙,邊治療邊上課。“你就別上課了。”大家都心疼地勸他,“其他老師教學任務也重,而且許多年輕老師家裏小孩需要照顧。”他堅持繼續上課,每周二下午,還堅持來系裏參加教研活動和支部活動,活動結束還要指導學生。很多時候都是用長襯衫遮住留置針,用布袋攜帶著化療的藥瓶。“與學生在一起,更有信心,更有力量。”他對勸阻他少上課的同事們說。

    2018年4月,周骞的病情第三次反複,只能又住院。堅持1個多月的化療後情況稍微好轉,剛一出院,就來到了學院。因爲當時正是指導本科生答疑的時候,他覺得自己一刻也不能耽誤,否則學生論文答辯不能如期進行。

    周骞壓根沒想到自己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,他還興致勃勃開始了《危險貨物運輸》教材的編寫,因爲關于這個內容到目前爲止國內還沒有一本系統的教材。3月18日,院裏領導和老師們到他家看望他時還看到,他還新買了二三十本這方面的參考書籍;5月中旬,他又再次跟副院長何忠明說,“這本書只怕寫不完了”;8月,系領導和系裏老師在他做開顱手術時再次看望,周骞問得最多的是他這個學期本來要上的課是如何安排的……

    “他是真熱愛教師這個職業。”胡慶國回憶說,周骞重病6年來,無論學校、學院還是系裏的各項活動,只要不是在住院,他幾乎沒缺過一次。院黨務主任幹事李金蓮清楚地記得,2017年11月校運會開幕,那天下雨,天氣突然轉冷,好多老師沒能按時參加開幕式,但身上帶著留置針的周骞老師早早趕到了;他離開人世前一個多月的7月9日,要放暑假了,學院開大會,全體老師們都看見,按時到會的周骞,因頭痛得厲害,不停地在用手按壓頭頂。那天,他不僅僅堅持開完會,會後還留下來給2018級研究生潘自翔等逐字逐句指導論文。

    那時,周骞的口腔已嚴重潰瘍,很多牙齒已經脫落。

    確診後的六年裏,周骞帶病堅持上的本科和研究生課堂教學工作量分別是:168學時、168學時、140學時、104學時、136學時和32學時(2019年下學期安排了88學時課程),而學校教學型副教授要求的課堂教學工作量爲128學時。

    確診後更用心關愛學生——“如果有來生,我們還想做您的學生”

    周骞老師追悼會後的第二天,記者收到學生們寫的“對周老師的回憶點滴”,18000多字,30多張打印紙張,其中他擔任班主任的交通運輸專業1601班31個學生,人手一段話,不止一個同學寫道:“如果有來生,我們還想做您的學生”。細細讀完,記者眼淚不止。要知道,那個時候大家都還在休暑假。

    家裏很遠,身體重病,還有三個老人要照顧,你爲什麽還要當班主任?2017年11月,記者曾面對面采訪過周骞。

    “學生給了我很多。”他似是而非地回答,比如端午節的兩個粽子,教師節講台上的一朵小花,他說,這都給他增添了戰勝病痛的力量。而且他還說,當時自己的兒子也在讀大一,他是以一個父親之心來帶班的。31個學生,就是他的31個孩子,他的辦公室——工二B505教研室就是他與孩子們的家。

    “新生班會上第一次見他,還以爲他只是得了鼻炎。”班長張宇琪說,後來得知他是癌症後,大家都非常吃驚,但是周老師就像沒事人一樣,大二時他參加第十三屆全國大學生交通科技大賽,還“不懂事”地請周老師做指導,周老師爽快地答應了,約定每周二從十幾公裏外的家裏來校答疑。其實那個學期,周老師是全休在住院治療的。

    班主任三年,周老师给大家上专业课、开班会、谈心、聊天……别的班主任该干的活,他一个没落下,相反还增加好多“自选动作”。 第一个学期大家都还不太适应,他就自己掏钱组织大家到鹅洲岛户外烧烤,之后经常班聚,“今年5月还给我们开了最后一次班会,话题很广,恋爱、就业、考研,印象中是今年除上课外我们大家在一起待得最久的一次”,学生罗旭说,那是今年他见到老师的“倒数第四次”,之后自己预备党员转正、别的同学入党他又两次找老师写材料,“老师胳膊上还有留置针,袖子放下来遮着,手指肿胀着”,但老师用钢笔一字一字地写着入党介绍人的意见,打草稿再誊写,“字真漂亮”。最后一次是6月24日,在暑期实习动员会上,天热,病中的老师却长衣长裤,背着一个旧的黑色学生书包。“要实习复习两手抓。”他对准备考研的几个同学说。

    “還說等下學期天氣好了,再搞一次班級聚會。”學生康依權還給記者發來幾張照片,其中一張是空蕩蕩的階梯教室裏,周老師桌前兩個小藥瓶,一個裝藥物針劑等的白布袋,一把消毒棉簽,“那是班會後周老師一個人在給自己打針啊,康依權淚眼婆娑:老師你在哪兒?我們想你了!”

    不僅當班主任,生病6年,周骞還帶了15個研究生。“對周老師,我只有感激和歉疚。”2015級研究生呂小峰清楚地記得,2016年6月的一個周三,他與老師約好要談自己的論文,因故遲到四十多分鍾的他,居然在圖書館路口就遇到了老師:“就知道你會從這邊過來,我就在這邊等著了。”于是,就在圖書館周邊的草地上,老師一邊用紅筆在文章上標注一邊耐心講述如何修改。天慢慢的黑了,師母打電話來催了,“老師您先去吃飯吧,也看不見。”呂小峰看著瘦弱的老師,于心不忍。周骞卻帶著他找教室“再接著談”,第一間在打掃衛生、第二間有班會、第三間……連找數間教室,呂小峰都有些煩累了,周老師仍然不厭其煩,直到把論文講解完,才匆匆去趕公交車。

    “看到公交車漸漸消失在夜色中,我的眼睛濕潤了,心裏想著:周老師,能有您這樣的老師真好,能成爲您的學生是我最大的榮幸!”

    這樣的場景,周骞的研究生幾乎都有過。“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,老師早早地來到了教室裏,一句一句地教我們修改論文。我發現老師不止一次用紙擦鼻子,勸他休息下,他卻說沒事。後來天都黑了,老師才背著他的工作包從學校東門乘坐公交回家……”同樣是2015級研究生的項玉蘭回憶。“老師走的這個月月初還幫我改了初稿。”2017級研究生張巧巧也是淚流滿面,“那一道道紅色標記,字裏行間都是老師拖著病痛之軀留下的愛啊。”

    7月9日,周骞讓2018級學生潘自翔把剛開始寫的論文帶到辦公室,一起商討,“我要大聲說話他才聽得見”,那時周骞頭發和牙齒掉了好多;之後又對師姐朱海燕和張巧巧的論文進行指導。8月10日,潘自翔論文再次遇到瓶頸,“老師微信上說不要急,開學時再當面細談”,可……

    在學生眼中,這個瘦瘦的周老師雖然平時很平易近人,一旦是跟學習有關的事,在他那裏卻來不得半點馬虎。

    2013年下學期,物流1202班好些同學都在高數課上挂了科,周骞爲此專門召開主題班會。“那是我們唯一次見到老師發脾氣。”特別是班上原來成績非常好的一個同學,因沈迷電遊,幾門功課同時挂科,周老師一次次找他談話、聊天,終于把他引入學習的軌道。

    已經畢業三年的研究生謝婷,今年8月回到長沙發展。正值暑假,她想著往後時間很長,等忙完手頭的事情,在教師節那天再跟師弟妹一起出現在周骞面前,親口跟他說一聲“周老師,我回來了”,“再也沒有機會了。原來,很多事情是不能等的!”謝婷哭著說。

    黨課吐露初心——“應始終牢記自己具有黨員和教師的雙重身份”

    這是2016年,周骞在本支部一次黨課上講的話。

    那段時間,周骞因爲教書育人成績突出,連獲兩項榮譽:一是被湖南省教育工委授予優秀共産黨員稱號;二是獲評學校首屆“教學奉獻獎”。

    这些荣誉他都一再婉拒,实在推辞不过,他就以交特殊党费、捐赠校基金会、资助困难学生等方式,将奖金全部捐献,甚至包括同事和学生们看望他的慰问金。获评校首届“教学奉献奖”的2万元,奖金下发的第二天,周骞就将其全部捐入学校教育基金, “我有稳定的收入,希望这些钱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师生。”他说。

    其實周骞的家庭並不是很富裕,甚至是清貧。他和妻子都來自農村,雙方還有三個老人需要贍養,其中周老師的老父也罹患癌症,兒子正在上大學,其他兄弟姐妹條件也不好,主要靠周老師出錢支付父母的各項費用。他非常節儉,上下班都是乘坐地鐵和公交車,系裏的老師說,周老師一件夾克可以穿10多年。

    剛得病時,周骞千方百計向學生瞞著自己生病的消息,直到他帶的2011級研究生鄒桂蘭說論文需要指導,他才道出在住院治療。

    “那時我正准備畢業答辯,幾次找周老師,他都以各種理由推掉見面。”鄒桂蘭是第一個知道周骞住院的學生,“直到瞞不住了,必須面對面審閱、修改論文時,我才知道。去看老師那天,他帶著帽子,頭發掉了很多,邊流鼻涕邊講論文,師母就在旁邊給他遞紙巾。”

    後來的幾次住院期間,研究生們一起去看望他,大家“湊份子”用信封裝了筆慰問金。由于深知老師的性格,他們趁聊天的時候把慰問金偷偷塞進了老師的一個袋子裏。沒想到,幾個人還沒下電梯就被剛剛做完化療的周骞追上,“我現在還能維持,要是需要幫助的話,我會向學校申請的。”他覺得,學生能“自信、自強,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人”,這比起物質慰問來說會更讓他開心。更讓人感動的是,周骞不但拒收任何慰問禮物,反而還經常自掏腰包支持學生的活動。“我有收入來源,而你們的錢卻是用家裏的。”他經常這樣和學生們說。

    “大學裏有好多‘看不見’的活兒,別人都躲、繞過去,他不會。”周愛蓮介紹,比如指導學生創新創業,大家都知道這項工作不計課時,也不一定會有成果,但因爲周骞跟學生接觸多,總有學生請他做指導老師,他也來者不拒,“把學生看作自己的孩子,這是爲師者的基本要求。”周骞的話語很樸實。

    帶的學生多,指導論文多,周骞發現,每次談論文都是面對電腦,大家都不太方便,他就將家裏的打印機拿到工作室。“你們接一下。”去年6月的一天,他打電話給2016級研究生胡轶群,“我和婁晶趕快趕到東門的702路公交站。”胡轶群說,大熱的天,他看到老師背著背包,抱著沈甸甸的紙箱,艱難地從公汽上下來。打開紙箱一看,裏面除了打印機外,居然還有配套的碳粉和幾大包打印紙。“他是怎麽從家裏抱上公交車的啊?”看到老師瘦弱單薄的身軀,埋著留置針的腫脹的手臂,後背濕透的布衫,胡轶群一陣鼻酸。

    “周老师,邮件发您邮箱了,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帮忙修改一下哈!”“好的,我有空批注好了再给你发过去。”罗旭手机上至今还有老师的微信留言,但是现在,他知道,这封邮件再也不会有回信了……(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李伦娥 通讯员 邓崛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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