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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行走中读懂这片土地 | 万里边疆教育行

    發布時間:2019-09-23 作者:趙秀紅 來源:《中國民族教育》雜志

    摘 要: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本刊所属的中国教育报刊社于今年6月初启动“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·万里边疆教育行”(以下简称“边疆行”) 大型融媒体报道活动,分9路出发,深入全国9个陆上边疆省份: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甘肃、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广西。报道组走进一所所国门学校,与长期扎根边疆的教师面对面交流,体验他们在边疆的生活,感受边疆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。 本刊特邀报道组成员,倾情讲述他们的边疆行故事。有别于传统报道的宏大叙事,这是真心与真情浸润的行走体验。于行走间,记者们的思想与心灵也因为走近、贴近、亲近,而得到了净化与升华。透过记者们的笔触,我们仿佛身处一幅祖国边疆教育的伟大画卷,也由衷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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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教育报刊社“边疆行”广西报道组合影。赵秀红 供图

    伸出我的腳,腳面比往年格外“黑白分明”,黑是裸露的腳面,白是被涼鞋帶子蓋住的地方,這是今年六月“邊疆行”采訪去廣西一周留下的印記。由于對祖國南大門烈日的炙烤程度缺乏基本的認識,我冒失地只帶了一雙涼鞋。對于邊境線上的教育現狀及運行邏輯,感覺也類似,大腦一片空白,興沖沖地就去了。防城港市、憑祥市是此行的目的地。

    一個人物的真與“假”

    我們廣西組此行一個重點任務,是拍攝防城港市的退休教師黃永騰。在中國教育報此前的報道中,他以設計少先隊員“護界碑”的活動而知名。按照策劃,需拍攝“我在邊疆當老師”融媒體作品,很自然地,黃永騰就被列入其中;很自然地,視頻的重點是“護界碑”活動。

    初見黃老師,個頭不高,幹瘦,頭發茂密烏黑,這讓他看起來比實際80歲的年齡要年輕一些。普通話不標准,有濃重的當地口音,隨手提著一堆舊資料袋子,早早等著我們。以“護界碑”活動爲軸心,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,第二天的拍攝步驟基本明晰。

    黃老師家住在防城港市市區,而“護界碑”活動的學校在那良鎮,兩地距離八九十公裏。以前年輕時,他常常騎個自行車就來了。後來長途車倒公交車,邊境路況不好,也得折騰三四個小時。再後來年紀大了,又做了四次手術,地方上才開車接送他。

    路上,我在想,是什麽支撐一位退休教師20年中,在這條路上走了300多次?黃老師的回答很“紅”很“正”,像他那個年代的人,我印象反而不深了,疑問似乎沒有得到解答。

    拍攝整整一天。同事在拍攝時,我默默地觀察黃老師。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三個:其一,被誤認爲“山貨老板”。這是黃老師路上閑聊講起的故事。他每次去那良鎮,帶領少先隊員“護界碑”,爲了給學校減輕點負擔,總是先在一家米粉店吃一碗粉再去學校。去的次數多了,隔壁理發攤老板就認識他了,有次搭話:“老板,你背個包,是來收山貨的嗎?”

    “不是,我是退了休的老師。”

    “現在收山貨很賺哦。”

    “我也有賺啊。”

    “你賺了什麽?”

    “我來搞活動,教育了那麽多孩子。”

    其二,一個小動作。六月的廣西,太陽底下站個5分鍾,人感覺就要冒煙了。隨行的甲世寶老師,跟隨黃老師做少先隊活動已經20多年,比較了解他的身體狀況,遞來一瓶礦泉水。當時,所有的拍攝人員中場休息,鏡頭收起來了。

    這個時候,黃老師的一個小動作打動了我。這位80歲的老人擰開瓶蓋,自己卻沒有喝,而是讓孩子們仰起頭,由他高舉瓶子,給每個孩子嘴裏倒一點兒水。一排孩子一起仰頭,跟張嘴求食的雛鳥一樣。瓶裏的水流,在驕陽照射下,格外晶瑩,又被咕咚咽下,場面甚是動人。

    其實,孩子們隨後也會每人分到水,只是黃老師下意識地先考慮到了孩子。我想起他說過的一句話——“他們說我,一講少先隊的事情,嗓門就大”。他是真的從心裏愛孩子,愛少先隊工作啊!要不,不會有這個下意識的動作。

    其三,最後的專訪打動了在場的人。我很好奇,黃老師的家人對他退休後忙于少先隊工作的態度。黃老師說,老伴這麽多年一直很支持他,還幫著做教具。當初結婚時,黃老師就告訴她,自己是個“三無”人員,一無錢,二無權,三無時間幫忙家裏做事情。“她不嫌棄我,能結合也是因爲價值觀一樣嘛。”

    也許是一整天的接觸多了,黃老師跟我們聊了很多。譬如,他講到剛開始在邊境當老師的“怕”。他做教師的第一所小學,在一座破廟裏,條件非常艱苦。第一個寒假,學生、老師都大包小包地回家了,只留下他一個人。邊境線上,曾經的硝煙讓人膽戰,尤其是夜晚,有點兒窸窸窣窣的聲音都會讓人忍不住亂想,黃老師用木板頂住竹籬笆做的房門,在四面通風的破廟裏瞪著眼睛,對著一盞孤燈,連飯都吃不上,驚恐萬分地熬過第一個晚上。連續十幾天,白天睡覺,晚上醒著。春節時,外面傳來鞭炮聲、殺雞聲,而黃永騰孑然一身,倍感孤單淒涼。

    最後,黃老師用“一二三四五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。一個承諾,他向組織承諾過,在邊境當一輩子老師,他覺得自己一生做到了一件事,特別幸運;喜歡兩種工作:班主任和輔導員;先後換了三個學校,都盡力爲學校做好事情;動了四次手術;退休後做“五老”。(編者注:“五老”即由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組織的老幹部、老戰士、老教師、老專家和老模範組成的志願者團隊。)

    這番話說完,在場的人都動容了。采訪的結尾,黃老師才慢慢向我們打開了解他這個人的通道。

    回到北京後,溫習了所有采訪素材,當我嘗試用文字寫黃老師時,感覺我好像並不了解他。一個夜晚,作爲補充采訪,我在電話裏又跟黃老師聊了很久。這個老人不避諱自己父親早逝的身世,不避諱他年輕時並不喜歡當老師,也講到他對“承諾”的理解,更不敢接受別人形容他“有境界”。

    這個樸實,特別熱愛少先隊工作的老頭兒在我的眼裏開始清晰起來,也讓我非常後悔。之前,我們光忙著拍“護界碑”了,而“護界碑”只是他的一個作品而已。我們是多麽地不了解他!尤其是跟他身邊的老師、他的女兒聊過之後,我和我們組的其他同事有個共同的感受:好想重回廣西,再去拍一次黃老師!

    人,是複雜的動物。我做過中國教育報人物版的主編,知道在不同人的筆下,同樣的人有可能有著不同的面貌。我看到的黃老師,真實得都有點“假”了!比如,他身上發生過一件事。

    1994年,黃老師被診斷爲惡性細胞腫瘤。拿到診斷書時,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,想到無法與心愛的學生在一起,想到妻子,想到還沒成年的女兒,心情極其沈重、內疚。

    “躺在病床上挨日子沒意思,不如趁著自己還能動,做點有意義的事情。”本來應該做7次化療,但做完第三次,他索性回家了,帶著爽朗的笑聲又回到了校園裏。

    回到學生中間的黃老師,身體神奇地一天天地恢複起來,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病痛,就這樣度過了20多年。老是有人請教黃永騰有什麽秘方,老人一遍遍誠懇地告訴對方,“孩子們的笑容就是我的特效藥”,“我給了孩子們愛,孩子們也給了我深情,教育著我,激勵著我”。

    這樣的奇迹,好像耳熟,是嗎?像電視劇裏的情節,像一些典型人物裏的常見段落。但是,就是這樣的故事,真實地發生了,奇迹真實地眷顧了這個老人。真實得有點“假”,我無法解釋其中的病理。

    在廣西拍視頻時,黃老師曾經說了一句:“我是國家培養的人,國家發給我工資,夠吃夠穿就行了。”當時,我並不理解老人說這番話的意思,後來才知道,黃老師農村老家有塊宅基地,賣了20多萬元,被他全部用于給農村教學點的小朋友買書、學習用品,給少先隊輔導員買教學用具。

    曾有記者問他:“你送給山區孩子這麽多,共拿出多少錢?”

    “沒統計過。”

    “爲什麽不統計?”

    “從來沒想過要統計。”

    也許,是我們自己的問題。我們能理解黃老師最初在邊境當老師的“怕”,我們能理解他和妻子相濡以沫的情感,我們能理解他得癌症後的內疚和悲痛,能理解他作爲一個普通人的弱點和煙火氣。但是,對于他的某些人生選擇,我們産生了心理距離。也許,這正是他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吧。

    有人說黃永騰“有境界”。

    “什麽?”當已經耳背的黃永騰聽清楚這三個字,直往後躲:“我就是一個普通的老師,做普通的事。”

    用“普通”形容自己,我想,黃老師也不願意自己被奉爲典型人物,他明明離孩子那麽近!我們拍攝時,發現他有跟孩子交流的獨特技巧,即使不熟悉,三五句話,也讓孩子對他特別親近;他自學成才,寫的歌詞、譜的曲子朗朗上口,孩子們都愛唱;他設計的少先隊活動,老師們都說好操作、容易上手,還得過多項國家一等獎。

    從十萬大山走來,又走向大山,爲了邊境線上的孩子,黃永騰至今還在大山裏行走著。這個樸實的老頭兒,退休後做“五老”,成了他人生新的開始。

    撤與不撤的爭議

    廣西憑祥市,素有“祖國南大門”之稱,正所謂“打開門就是越南,走兩步就是東盟”。

    憑祥不大,土地面積650平方公裏,只相當于1/34個南甯。最偏遠的夏石鎮,離市區也不過十來公裏。

    無論白天黑夜,友誼關出入境口岸總是人流如織,女商販頭上的尖鬥笠、琳琅滿目的東盟特産,構成了這裏獨特的風景線。

    我們此行還有個重要任務,是拍攝一個國門學校的視頻,作爲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重大融媒體策劃。按照我的理解,“國門學校”“邊境”對于很多人來說,帶有神秘色彩,是自帶流量的。

    出發前,經過多次溝通,我們跟當地確定了拍攝對象——憑祥市的一所小學。拍攝動用了航拍,素材也非常多元,教師周轉房、寄宿生生活、食堂師傅的早間忙碌、教師上課等,但總覺得邊境特色不夠。

    廣西采訪接近收尾時,還有半個下午的時間。我問當地教育局的一位負責人:“距離中越邊境線不到3公裏的學校,全憑祥有多少所?”這位負責人答:“17所。”由于我們拍攝的那所學校距離邊境線8公裏,我們提出,能不能去那17所中的一所看看。

    當我們踩著一座有點搖晃的鐵橋,走到地處緩坡之上的隘口小學時,心目中的國門學校的樣子出來了。邊境元素自然有種動人的力量。

    所謂“隘”,一般指狹隘的山口。隘口小學的名字就是因“隘”得名。學校位于友誼鎮隘口村,夾在高聳的大青山和鳳尾山之間,從任意一座山翻過去都是越南。

    因地势特殊,隘口小学被当地人称为“葫芦嘴”。它距离中越边境不到1 公里,中法战争遗址——万人坟就在学校不远处。学校地处缓坡,背后是直通越南的南友高速,校门口脚底下不过两米远的地方,就是中越国际铁路,车辆反复碾过的轨面在阳光下光亮耀眼。

    一頭是越南河內,一頭是中國北京,這條國際鐵路幾經沈浮,建後又拆、拆後複建、停而複開,兩國官員多次乘著它,往返兩國,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,它也見證著中越兩國關系的不斷演變。

    在我們前往隘口小學的途中,一趟開往越南河內的“中歐班列”拖著藍色車廂,緩慢沈重地從這條鐵路上駛過。2013年中國提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後,這條曆盡滄桑的鐵路又在助力與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,也讓更多人知道了憑祥這個邊境小城。

    守在中越鐵路邊上的隘口小學,是一所有著百年曆史的古老學校。隘口小學轄區內有8個自然屯,村民多爲轄區邊民,這些年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,有的邊民開始到憑祥市區以及南甯等城市買房定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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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教育报刊社“边疆行”广西报道组成员顶着烈日完成采访、拍摄任务。赵秀红 供图

    隘口小學的校長鍾紹智告訴我們,邊民人口的減少導致學生數量銳減。再加上地理位置偏遠,基礎設施條件差,學生和教師流失嚴重。去年,學校從完全小學改爲教學點。

    8個學生、兩個老師,是這個學校的全部師生。而輝煌時期,學校最多曾有過325個學生。

    只剩下8個學生,方圓3公裏還有另外兩所小學,如果不是在邊境,按照這樣的情況,這個學校沒必要保留了。憑祥市教育局副局長岑美英在後來的采訪中也跟我們說,按照國家學校布局的政策精神,這樣的學校是應該被撤掉的,撤與不撤是有爭議的。之所以沒撤,是因爲“一所學校就是一個哨所,一位村民就是一個哨兵”。學校在,哨所在;學校撤了,以後恢複就難了。對此,局裏領導後來統一意見——不撤。沒被撤掉的學校,隘口小學也不是唯一一所,其他邊境線上0-3公裏所有的學校(教學點)都被保留下來了。

    当我们走进隘口小学唯一的班级,这个二年级的课堂上正在进行一节音乐直播课。我做教育新闻记者已经超过15 年,这个课堂还是让我有点儿意外。8 个学生,每个学生面前竖着一个20厘米见方的纸牌,硕大的字体写着他们的名字:陆佳豪、蒙夏卺、甘芝秋、常凌、许德朋、马家俊、李俊彬、严章桐。

    不知道爲什麽,我在采訪本上記下這8個孩子的名字,空曠的教室,8個稚嫩的孩子,聽著屏幕上憑祥一小的教師上課,本校教師則在現場輔助教學,碩大的字牌原來是爲了方便直播老師點名提問時能看得清。這個畫面很富有情感意味,堅持中帶有一點點悲壯,卻又那麽朝氣蓬勃。

    當遠程老師問:誰能模仿下大雨的聲音?李俊彬拿著話筒,“騰騰騰”用自己的額頭撞了幾下課桌,引來同學們的一片大笑,山村孩子的可愛質樸,讓人忍俊不禁。

    也許,“學校就是哨所”,對于我們這些外來者,理解起來是一種概念化的東西。但是對于邊境,對于邊境的教育人,它是很實在很具體的,涉及這些學校的投入,涉及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。直播課就是例子,2018年,憑祥市投入155萬元,爲17個邊遠教學點安裝遠程教學設施設備。哪怕給自己帶來很多額外的工作,這些可敬的教育人也在堅持。

    我們臨走時,鍾紹智站在學校門口揮手送我們,腳下就是中越鐵路,他和他的隘口小學,見證了祖國“鐵路外交”的起伏,也將繼續守望,在這個邊境小城充當“國門的哨所”。

    更好地理解邊境教育

    走在憑祥這個邊境小城,生活的氣息跟內地截然不同。

    觸手可及的古遺址、萬人墳,身邊往來的軍人、黝黑的東南亞樣貌的商販,都提醒著人們這裏的過去和現在。友誼關、法式樓、國道322終點,是遊客必去景點。

    憑祥教育局的同志帶著我們造訪友誼關,腳踩國道322終點,講訴幾十年裏發生過的有關“國土寸土不可失”的故事,愛國的情感是自然生發的。

    說實話,當初我們去采訪邊境教育時,是帶有獵奇的心理。可是,對于邊境教育的理解,我們能深入多少呢?

    車行在憑祥市路上,尤其是中越邊境附近的柏油路,看起來平整,但是車跑起來,“卡騰卡騰”地顛簸。司機師傅解釋,1979-198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,坦克跑過這些道路,留下一些車轍。

    在采訪一個學校時,偶遇的看門大爺就是當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民兵。

    當然,在中越友好的主調下,對于這場戰爭,兩個國家在國際交流中已經很少提及。然而,戰爭外加地理原因對于教育的影響,卻是實在的。戰爭期間,別的地方可能已經處于經濟發展的快速時期,而憑祥,還在戰爭的硝煙中,因而經濟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基礎明顯薄弱,發展相對滯後。

    這些年,憑祥奮力直追。人口少,算上8萬多的流動人口也不到20萬人,加上有邊貿這個“錢袋子”,全市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(GDP)在廣西111個縣裏,處于中等偏上,“船小好掉頭”的優勢凸顯。

    落後的教學條件已經成爲曆史,即便是偏遠的卡鳳小學、隘口教學點,正規的運動場、四五層高的教學樓、多媒體教學設備等都是標配。更大的利好來自于黨和國家的政策眷顧。2010年,憑祥被確定爲國家推進邊境民族地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改革試點縣(市),成爲南疆國門的“教育特區”。

    在教育惠民方面,憑祥走在廣西甚至全國的前列。舉個例子,如果你在憑祥讀高中,學費全免;如果你還是寄宿生,食堂餐費全免,還有交通補助。憑祥是全廣西至今唯一實現高中免費的縣市。廣西的學生營養餐改善工作本來就走在全國前面,當年,全國營養午餐計劃就是在廣西寄宿制小學試點後推開的,而憑祥又走在了全自治區前列。

    财力中等,却创造了多个“第一”,岑美英说,凭祥地处边境,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乱等原因,基礎教育起步晚,民生工作依然是短板,其中教育是“最痛点”,如果不是地方执政者和教育人的理念,即使有体量小、边贸兴的优势,这些“第一”也很难做到。所以说,这样的成绩是倒逼出来的。

    采訪中,岑美英也通過我們呼籲,國家對邊境教育的特殊性給予政策性的傾斜。比如說,學校的布局調整,國家對于邊境和非邊境地區,執行的是一個標准,但是邊境有其特殊性,要充分考慮到邊境學校的國防意義,給以教師編制、布局調整等特殊政策。“有些教學點,我們不撤,其實是冒著很大風險的,因爲很可能因此通過不了驗收。”

    边境地区对職業教育的需求也非常旺盛,但是本地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。

    采訪中的某一天中午,憑祥市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,副市長覃文吉聽說我們在,特意過來跟我們簡短溝通。

    “憑祥擁有97公裏的邊境線,打開門就是越南,走兩步就到東盟,是‘一帶一路’必經之地。”覃文吉這樣總結憑祥的特殊地位,“不管是看教育,還是看憑祥方方面面的工作,都離不了這個大背景。”

    覃文吉希望能加大憑祥跟內地對口幫扶的力度。他舉了個例子,在醫療系統,南甯的大醫院跟憑祥市多家醫院對口幫扶,有些專家定期到憑祥出診。一個顯著的變化是,憑祥市兒童醫院一年的轉診率一下子就低了很多。

    他希望教育上也加大对口力度,尤其是職業教育方面。凭祥所属的崇左市目前共有18万余名越南劳工;每年进出友谊关的游客就有四五百万人。这些使得跨国金融、报关报检、翻译、物流、电商等相关行业的人才紧俏。目前,仅凭凭祥自身的技能人才供给能力还无法完全满足这一需求。

    除了對接邊境産業發展需求,邊境地區對于優秀的文化人才表現出很大的渴求,同樣急需教育的支撐。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?憑祥對這一問題的追問顯然比其他地方更加迫切。比如,憑祥和龍州地區的民間藝術瑰寶——天琴,正在申遺,而越南也在積極准備申遺。“你不去發展,對方可能比你做得更好,競爭非常激烈。”覃文吉的話裏有種迫切。

    不走邊境一次,很難了解這裏的教育人,遠遠地看和身在其中,感受絕不相同。“憑祥雖小,卻是走向東盟國家的前沿陣地”,這是當地教育人總結的,他們的這種認識,值得尊敬,也值得獲得更大支持。我們一周的采訪紀行,不足以概括邊境教育人的曆史、悲喜、努力和堅持,但是還是想給親愛的讀者一個感性的角度,讓你們更了解邊境,更了解邊境教育的人和事。

    (作者系中國教育報記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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